李杰玲 || 论日本所藏鉴真东渡相关文献与海南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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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ICL Vol.6 No.4 Winter 2023

作者简介

    李杰玲，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为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日本所藏汉籍文献、日本汉文学、中日文化交流史。

摘要：由于海上风暴,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流寓海南，这段经历和海南的风土被讲谈社出版的《佛教的时代：奈良时代》再现出来。文部省小学国史中有《鉴真来朝》一文,也记录了鉴真在海南的经历。在日本的文学创作上,鉴真东渡流寓海南是重要的创作素材，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多次写鉴真在海南的生活和影响。鉴真第二次东渡时所携带的物品中有海南文昌五色藤所编的簟，可见海南的藤类手工艺品在唐代已经颇为有名，且传播到江浙一带。镰仓时代的《东征传绘传》保留了鉴真受冯崇债欢迎的画面，同时反映了海南岛在唐代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地区。8世纪中叶南方形成了连接桂州、广州、交州、潭州、洪州等城市的交通网络，将岭南的物产和文化源源不断地用船舶运送到海外。海南处于这一交通网道上。鉴真在流寓海南期间,获得许多名贵香料。除了五色藤器具等来自海南的特色手工艺品之外,香料也是值得注意的海南特色产品。日本所藏的思托和淡海元开撰写的鉴真传记是鉴真相关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这两种传记可信度最高，本文通过这些文献指出唐代海南香料随着中日的佛教文化交流而流传到邻国东瀛，为日人所识,也印证了海南岛在唐代已是重要的对外贸易的地区。

关键词：鉴真；东渡；海南；文化；传播

讲谈社在日本是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出版社，漫画类和教育类书籍是该社出版的主要版块。2020年6月5日，讲谈社推出了20册大型漫画历史丛书，这套丛书根据文部科学省新学习指导要领编写，作为学校历史科目教学参考书面世，其特色在于邀请日本多所大学知名的历史学家监修，基于史实写成。其中，人物的具体言行、感情、服装等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想象，有多位知名漫画家精心绘制，生动地呈现出来。因此，这部丛书甫一问世就大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丛书的第三册《佛教的时代：奈良时代》提到了鉴真东渡与海南。书中如是说：“14天漂流之后（鉴真一行）终于在现在的海南岛着陆。”同页还加了一条注释说：“（海南岛）是位于中国广东省南边的岛屿。”紧接着的一页这样介绍鉴真与海南岛的关系：“在海南岛逗留的一年时间里，据说鉴真等人向当地人传授了医药等知识。为此，当地至今仍保留着鉴真的石像。”在鉴真六次东渡经过的众多地方中，海南被作为重要的节点写在讲谈社推出的这套大型历史漫画丛书中，为世人所知。

同样具有教辅资料性质的文部省小学国史中有《鉴真来朝》一文，对于鉴真漂流到海南的经历，也做了介绍，不过，这套教材较旧，未能体现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该教材认为鉴真漂流所到的是“隶属于交州的被称为‘日南’的地方”，描述相对模糊。据考证，其所述“交州”“日南”，就是指今天的海南，“交州，按《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后使任嚣、赵佗攻越，略取陆梁地，遂定南越，以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吴黄武五年（226年）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赤乌五年（242年）复置珠崖郡……晋平蜀，以蜀建宁太守霍弋遥领交州，得以便宜选用长吏，平吴后省珠崖人合浦。交州统郡七，县五十三，户二万五千六百。”从上述交州的历史沿革可知，鉴真东渡漂流海南这一历史事实，早已被日本的教辅资料采纳和推广。

镰仓时代东大寺学问僧凝然写《律宗纲要》

 在文学创作上，鉴真东渡流寓海南是作家的重要素材，如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Inoue Yasushi）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写鉴真东渡，书中以文学的笔法多次写到鉴真东渡途中在海南的生活和影响：“结果那次的东渡给漂流到海南岛去了，经卷保是保住，唯因一行人顾虑北上回京之路太过遥远，便将经卷全部送给当地万安州的大云寺。”“第二天船驶近海岛，四尾白鱼游在船前，似在领航。”井上靖在该书第三章用了约8页的篇幅来扩写元开的《唐大和尚东征传》（以下简称《东征传》）中关于鉴真在海南的文字。

鉴真东渡日本，不仅传播了佛教思想，还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中医、建筑等也传播到日本。正如赵朴初所说的那样，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特别令人崇敬的是我国唐代律学高僧鉴真大师”，他“把高度发展的唐代文化精华（包括佛学、医药、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带到了日本国土”。因此，鉴真被称为“中日文化史上的不朽人物”。

众所周知，鉴真东渡日本，经历了重重磨难，前后共六次东渡，第五次东渡时流寓海南，第六次才成功东渡传法，造就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千古佳话。鉴真一行于天宝二年（743年）第一次东渡，因为和尚如海向官府告状而失败，第二次东渡因为天气恶劣失败，第三次因为僧人告发而无法东渡，第四次东渡则是因为另一位徒弟灵祐的告官而失败。第五次东渡，已是天宝七载（748年）的春天了，当时，“荣叡普照师从同安郡至扬州崇福寺大和尚住所，大和尚更与二师作方便，造舟，买香药，……六月二十七日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至常州界狼山风急浪高，旋转三山，明日得风至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得好风，发至署风山，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晨朝，大和尚云昨夜梦见三官人，一着绯，二着绿，于岸上拜别，知是国神相别也，疑是度必得渡海。”启航两三个月，走走停停，皆因风暴无法走出近海，一行人心慌意乱，焦躁不已，这时，鉴真告诉大家自己做的梦，说梦到了三位神人，一位穿着绯红的衣服，两位穿着绿色的衣服，他们在岸上拜别，看来这次有神人护佑，可以顺利东渡了。众人听了，“不由自主地都打起了精神”。

然而不久，船又遇风暴，当晚，“舟人言莫怖，有四神王着甲把杖，二在舟头，二在樯舳边，众人闻之，心里稍安”。但是船一直因为风暴无法靠岸，船上没水没粮，众人口干舌燥，徘徊在生死线上，此时，荣叡忽然面色欣悦，说自己“梦见官人请我受忏悔，叡曰贫道甚渴，欲得水。彼官人取水与叡，水色如乳汁，取饮甚美，心既清凉。叡语彼官人曰，舟上三十余人，多日不饮水，大饥渴，请檀越早取水来，时彼官人唤雨。”荣叡让大家准备碗等着接雨水，第二天果然就下起雨来。除了鉴真和荣叡梦境中出现的神人之外，鉴真的东渡资料中还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神迹：船好不容易靠岸了，大家争先恐后地跑上岸找水喝，“过一小岗便遇池水，清凉甘美，众人争饮，各得饱满，后日更向池欲汲水，昨日池处但有陆地而不见池，众共悲喜，知是神灵化出池也”。他们这一次漂流到振州（今海南三亚一带），神人和神迹给鉴真一行人极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极端的困境之中，荣叡病逝，鉴真双目失明，普照辞别，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痛苦下，鉴真坚持到第六次东渡，最后随着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等人的船只，于753年12月成功登陆日本。

国内对鉴真东渡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于鉴真东渡途中在海南的生活，也做了一些论述，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然而，国内对于鉴真东渡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东征传》出发，鲜少论及日本所藏的其他相关资料。为此，本文拟以日本所藏鉴真东渡相关文献为基础，论述鉴真东渡与海南文化传播的关系，由此探究海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的情况。首先来回顾一下中日学术界对鉴真东渡的研究情况及涉及的相关文献。

一、中日学术界对鉴真东渡的研究情况及所提及的文献

日本学术界对鉴真东渡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出现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和中国的学术界不同的是，除了根据日人淡海元开（Oumi Mifune）所撰的《东征传》来考察鉴真东渡的经历之外，他们还参考了日本所藏的其他相关文献，比如《日本高僧传要文钞》《贤位唐大和尚东征传》等。其中有不少提到鉴真东渡与海南的关系，如大久保道舟（Ōkubo Dōshū）在《鉴真大和上传的研究》一文指出了鉴真东渡途中在海南的经历，在海上漂流十四天之后，终于看到了陆地，“哪是什么地方呢？那里虽是冬季十一月份，但花仍然盛开，竹笋还在生长”。大久保道舟根据《东征传》写鉴真的六次东渡，也参考了《日本高僧传要文钞》，指出鉴真一行到达海南岛南端振州江口，得到了振州别驾冯崇债的欢迎。鉴真等人进入大云寺，在海南度过了一年的时间，期间，鉴真一行在冯崇债的热情招待下，在振州逗留了四十多天，然后到达万安州，得到万安州首领冯若芳的款待，此后鉴真一行前往崖州，再从崖州前往澄迈，然后从澄迈到广东雷州。纲干善教（Aboshi Yoshinori）在《鉴真和上启航东渡地》一文中说，天宝七年（748年），鉴真一行从扬州新河出发，尝试第五次东渡，但因遭遇暴风，漂流到泊舟浦。泊舟浦在我国南海海岸，日本学者安藤更生（AndōKōsei）认为鉴真的船只漂流所至的“泊舟浦”就在今海南岛。三友量顺（Mitomo Ryujun）在《鉴真的渡航与故乡——从佛教文化的视角来看》则详细地论述了第五次东渡途经海南的经过，所述内容主要根据淡海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由于所述与大久保道舟的基本相同，故此处从略。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藏中进（Kuranaka Susumu）还注意到始终跟随在鉴真身边的思托和尚的相关文献，藏中进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方法——从思托撰三卷本〈广传〉到真人元开撰一卷本〈东征传〉》指出，淡海元开受思托之请，把思托所撰的三卷本的鉴真传记《鉴真大和尚传》简写为一卷本的《东征传》，文字上做了很大的简约处理，但是对鉴真漂流海南这段经历，却增加了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如思托所撰《广传》只说：“思禅师亲吃此梨，其梨甘美，世间无疋，大如钵许”，而真人元开的《东征传》则更详细地写为：“彼处珍异口味，乃有益智子、……枸莚、楼头，大如钵盂，甘甜于蜜……又有菠萝㮈树，果大如冬瓜……子色紫丹，气味甜美”。藏中进在《思托——一个渡来僧的生涯与文学》一文的第五部分详细地引述了《东征传》所写的鉴真一行在天宝七年（748年）漂流海南的经过，自“六月廿七日，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风急浪高，旋转三山”至“后日更向池，欲汲水，昨日池处，但有陆地而不见池，众共悲喜，知是神灵化出池也”。《东征传》对鉴真漂流海南的描写充满了神话色彩，如船遇到暴风雨，困在越州三塔山一个月，又困在暑风山一个月，此时，鉴真说他梦到三位神人，一着红衣，二着绿衣，在岸上与他作揖道别，于是鉴真说这次应该可以顺利渡过难关，给了大家很大的精神力量。《东征传》写鉴真的船在四条白鱼的领航下来到海岸，最后漂流到今天的海南。对于这些神奇的描写，有学者认为荒唐无稽，但藏中进认为，《东征传》是一部基于思托的实际见闻，加上一定的虚构写成的文学作品，因此，适当的文学修饰是无可厚非的。安藤更生则沿着鉴真东渡的路线用实际行走验证《东征传》所言，指出《东征传》对鉴真漂流海南这一段经历有许多看似神奇的描写，但大部分是基于事实，比如对海里各种动物，如海蛇、飞鱼等的描写，有些神奇的描写则由当时鉴真等人在各种挫折和暴风雨面前，在死的恐惧下产生的异常的精神状态所致。

镰仓时代东大寺学问僧凝然写《律宗纲要》中有关鉴真的文字

那么，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如何呢？国内学术界主要以《东征传》为资料，论述鉴真东渡的历程。在众多研究鉴真东渡的论文论著中，关注鉴真流寓海南的并不多，而且集中在海南岛内的学者的相关论述中，如陈家传的《唐冯若芳大首领接待鉴真和尚地点考》详细地论述了鉴真一行到海南的经过，鉴真一行漂流振州江口，登陆获救，振州别驾冯崇债率领四百多人在州城门口迎接。一年后，由冯崇债率领甲兵八百多人护送到万安州。鉴真在万安州被首领冯若芳留家款待三日，然后再由冯崇债的甲兵护送到崖州，在崖州，鉴真受到崖州大使张云的邀请，在崖州造寺讲律，然后由澄迈县令送船北归。陈家传也主要从《东征传》出发进行论述，另外，他还结合海南文史典籍和谭其骥在《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一文的前期研究成果，证实鉴真一行经过的“万安州治所其时移在陵水县东”，淡海元开《东征传》所记述的“（鉴真一行）进入万安州，未涉及县名，那么进入州城，也即等于进入县城是一样的，冯崇债护送鉴真一行‘至万安州’，也就等于送到陵水县。”所以，“鉴真一行从三亚往海口方向走，途经万安州境，顺序是先到陵水，再到博辽、富云，最后才是万安。进入陵水县就等于进入万安州境，进入万安州城，也就进入陵水县城是等同的。”“唐代万安大首领冯若芳接待鉴真和尚一行的地点，不是在今万宁市境内，而是在今陵水黎族自治县境内。”该文考证详细，补充了真人元开《东征传》中的记述，使鉴真一行在海南的行迹更加详细和准确。

另外，林敏的《佛教大师鉴真》这部传记用生动的文学笔法详细再现了《东征传》所写的鉴真东渡流寓海南的经过，指出：“（《东征传》）用五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来记录这次东渡，也就是一万字左右的《东征传》中，从鉴真师徒来海南岛的五次东渡到离开海南岛，所用文字达一千八百多字。从这不仅能看出这次东渡对鉴真的影响是重大的，另一方面鉴真对海南岛的影响，也是巨大和久远的。”其影响之一，就是“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带十二种香，约六百余斤。那些香是用海南特产香木制成的。”关于鉴真东渡带到日本的香料，后文还有详细论述。

事实上，鉴真第二次东渡时所携带的物品中，也有海南的物产。鉴真当时让人备办的物品有很多，其中吃穿用度的东西占了大部分，有落脂红绿米一百石、甜皷三千石、牛苏一百八十斤、麺五十石、白藤簟十八领、五色藤簟六领等物品。吴平、吴建伟引《南越笔记》卷十四称：“岭南藤类不一，其为器物者曰白藤子，斑驳可为素珠。出文昌山中，曰五色藤，以红者为簟。”又引《北户录》中的“五色藤筌蹄”称“琼州出五色藤合子书囊之类，花多织走兽飞禽，细于锦绮，亦藤工之妙手也”。由此可以想象海南的藤类手工艺品在唐代已经颇为有名，传播到了江浙一带。

国内相关的研究中，参考的文献除了淡海元开的《东征传》之外，还有学者注意到《鉴真和尚东征绘传》（以下称《绘传》），简单地介绍了这份资料，《绘传》是日本镰仓时代永仁六年（1298年）由画工六郎兵卫入道莲行绘制而成，原为十二卷，到十五世纪，已散佚只剩五卷。保留下来的绘卷中有鉴真在海南的画面。如本文所附的冯崇债欢迎鉴真的画面，详细的请参考下文所论。

《绘传》无疑是考察鉴真东渡的重要文献，鉴于鉴真东渡在海南的影响，这份文献也可以说是研究唐代海南的重要资料之一，可惜国内学术界对这份资料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也未充分使用。正如前文指出的，国内学术界多仅从《东征传》出发，未免缺乏其他文献的旁证。其实，除了《东征传》和《绘传》之外，日本还收藏了不少关于鉴真东渡和海南有关的文献，值得重视，下面将对这些文献进行论述，并以此探讨海南文化的传播。

鉴真大师在冯崇债宅内讲律 东征传绘传

二、海南文化的东传

海南是中国最年轻的省份，而海南归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历史，颇为曲折。早在汉武帝时，中原王朝就已经在今海南岛设置朱崖、儋耳二郡。海南岛纳入汉朝版图始于元丰元年。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罢弃珠崖郡。此后直至六朝，海南岛不见于史传记载，未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中。孙权曾企图将海南岛重新收入版图，但由于天险地远，生民未化，未能成功。两晋南朝时称海南岛为“朱崖州”，当时海南岛还不在王朝疆域之内。但海南和徐闻（广东雷州）有来往，《水经注》中有对海南岛的描述，梁代，王朝政权在海南设崖州郡县，但当时的崖州（海南）还只属于羁縻州，即名义上王朝的郡县，王朝政权还未能在这里真正确立。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中原王朝正式在今海南岛设郡，建立政权（《隋书》）。从此，海南岛成为中原王朝失宠、得罪宗室官吏的贬谪避难之地。

明清之前，对海南岛的记述，多零星地出现在史志、地理书等资料中。因此鉴真东渡的相关资料，是最早的一批向日本传播海南文化的文献，可以反映唐代海南的地域特征和风俗文化、自然景观等情况。据研究，唐代的海南沿海港口“在南海各国贸易往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日本现存鉴真东渡的相关古籍资料，比《东征传》更早的有唐僧思托所撰的鉴真和尚的传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即上文所说的《广传》。由于部分散佚，对于思托所撰鉴真传记，有3卷、5卷和6卷之说，现存的一部分收录在《东大寺要录》中。思托曾撰写《延历僧录》（788年撰述），是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僧传，现存的虽非完本，但其中有关于鉴真等人的传记资料，值得重视。

思托和淡海元开所撰的鉴真传记是鉴真相关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因此这两种传记可信度最高。淡海元开的一卷本《东征传》是受思托所托，根据思托所写的鉴真传记资料而作。思托始终伴随在鉴真左右，因此思托的鉴真传记是最早最可信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于淡海三船，即淡海元开（722—785）是奈良时期的文人、官人，大友皇子（弘文天皇）四世孙，称“三船王”，少年时出家称“元开”。淡海三船文笔雅藻，编汉诗集《怀风藻》，被誉为当时的“文人之首”，其所撰《东征传》流传最广。丰安撰于天长八年（832）的《鉴真和上三异事》，大日本风教丛书刊行会所收的《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绘缘起》（1919年），从779年前后到20世纪，这些文献对海南的描述一以贯之，从中可窥见唐代海南文化的东传情况，例如上文提到的香料。

鉴真东渡每次都准备了许多香料，除了上述的五色藤器具是来自海南的特色手工艺品之外，香料也是值得注意的海南特色产品。苏轼居儋期间曾作《沉香山子赋》，称颂海南沉香，曰：“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意思是指海南的沉香超然不群，金坚玉润，仿佛鹤骨龙筋，幽香盈鼻。佛教讲究焚香礼佛，所以香料是鉴真东渡必备物品之一。今据《东征传》，将鉴真东渡所带香料列表于下（见下图1）。作为僧人，鉴真对香料较为关注，在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的家里，他们注意到“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乳头香又叫塌香、天泽香、多伽罗香等，南海出产，波斯松树脂，也可用作治疗耳聋、中风口噤的药材。鉴真在海南时受到冯崇债、冯若芳、张云等地方官和老百姓的欢迎和款待，如《绘传》中冯崇债欢迎鉴真等人的画面（见下图2）。

图1 鉴真东渡所带香料表

图2 振州太守冯崇债迎接鉴真一行 东征传绘传

 鉴真一行到崖州后，住开元寺，“官僚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不难想象，崖州地方官赠送鉴真一行的物品中，应该有不少香料。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香料随着中日的佛教文化交流而流传到邻国东瀛，为日人所识。

《东征传》印证了海南岛在唐代是重要的对外贸易的地区，鉴真一行漂流到海南时，振州别驾冯崇债听报后，大概了解了鉴真一行的情况，冯崇债“遣兵四百余人来迎，引至州城，别驾来迎”，此时，冯崇债问了这样一句话：“弟子早知和上来，昨夜梦有僧姓丰田，当是债舅，此间若有姓丰田者否？”对于冯崇债问到“丰田”这一姓氏，汪向荣认为“丰田是日本姓，中国没有相似的姓氏。在当时比较落后而且远在海南岛的一角，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个非中国人所用的日本姓氏看来，虽不能肯定当时已有血缘关系，但至少可以认为那里已经和日本人有过往来，否则是无从知道日本人姓氏的。”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由于文献资料的阙如，宋代之前的海南岛与海外国家、地区的交通贸易的研究较少，然而早在汉武帝的时代，包括雷州半岛和整个海南岛的合浦郡是“国内外物资集散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叶显恩指出，公元3世纪，海南处于联结亚洲、欧洲、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途经地，8世纪中叶，以广州为始发港的“广州通商夷道”穿过海南东部，海南此时成为重要的补给地、中转站和避风港，而海南东南部的振州、万安州（即今三亚、陵水一带）就是广州通商夷道的重要的中间站。广东通商夷道始于初唐，到元代仍然兴盛，是指将桂州（今广西桂林）、广州、交州、潭州、洪州等城市为中心的交通网络，这一交通网络将岭南的物产和文化源源不断地用船舶运送到海外。叶显恩在研究唐代海南岛的海上贸易历史及海南岛在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作用时，首先提到的佐证材料就是鉴真东渡的文献。这也再次证明，鉴真东渡的相关文献是研究海南的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文化传播的重要资料，在历史学、经济学和跨文化交流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继续研究。

原文载《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3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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